编者按：肝癌作为全球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约60%-70%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中晚期，如何通过创新治疗策略实现生存获益，是国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担任PI，孙惠川教授在ESMO 2025大会口头报告的TALENTOP研究引发全球瞩目。

 

 

该研究首次为“局部晚期肝癌患者能否通过系统治疗联合手术实现生存突破”这一国际公认难题提供了高级别循证答案，其成功标志着转化治疗理念在晚期肝癌中的临床价值获得关键验证，更将为全球肝癌治疗指南的更新与策略优化提供重要依据，推动多学科协作（MDT）模式下的个体化治疗范式走向国际实践。

 

《肿瘤瞭望》编辑部特邀肝癌领域诸位国际权威专家，于ESMO 2025大会现场围绕该项研究对于肝癌临床转化路径及全球肝癌治疗格局影响，进行深刻解读与剖析，为全球肝癌患者探索更优生存解决方案，助力构建肝癌诊疗的国际新标准。

 

孙惠川教授：当前，肿瘤降期/缩小后切除策略在东亚，尤其中国备受关注——早年虽开展过此类手术，但因缺乏高效缩瘤手段，受益患者有限；随着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atezo/bev）等全身性疗法的应用，更多患者获得切除机会，但尚无高级别证据证实系统性治疗联合手术比单纯持续治疗更能改善生存。TALENTOP研究旨在评估atezo/bev基础上联合切除手术与atezo/bev持续单独治疗的疗效/安全性差异，重点关注患者生存获益。

 

入组标准：研究纳入经确诊的HCC患者，要求既往未接受过抗肿瘤治疗，至少存在1个可测量病灶，伴有大血管侵犯（macrovascular invasion，MVI），不伴有肝外转移（EHS），残余肝体积（RLV）≥25%，肝功能Child-Pugh A级，ECOG PS 0-1分。

 

具体流程：所有患者在随机分组前均先接受诱导治疗：即3个周期的阿替利珠单抗1200 mg（每3周1次，静脉输注）联合贝伐珠单抗15 mg/kg（每3周1次，静脉输注），以及1个周期的阿替利珠单抗治疗。之后，对于根据RECIST v1.1标准达到部分缓解（PR）或疾病稳定（SD）、且经研究者判定适合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为A组（手术+维持治疗组）和B组（atezo/Bev持续治疗组）。A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维持atezo/bev治疗12个月或直至出现治疗获益丧失/不可接受的毒性等（以先发生者为准）；B组患者则持续接受atezo/bev治疗直至相同的终点。主要终点为至治疗失败时间（TTF），次要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等；分层因素包括肿瘤缓解深度及体能状态评分（PS），确保组间均衡。

 

中期分析：研究招募627例患者，489例符合标准并接受诱导治疗，201例达PR/SD且研究者判定适合手术切除，随机分为A组（101例，83例完成手术）与B组（100例），两组基线特征均衡。结果显示，A组TTF显著优于B组（中位TTF 20.4个月vs 11.8个月，HR=0.60，P=0.015）。OS曲线未成熟，但A组有持续获益趋势（HR=0.67[0.35，1.29]）。安全性方面，本研究未发现atezo/bev治疗新安全性信号，观察到A组≥3级的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1.7%，但总体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谭广教授：该试验的设计科学严谨。前期给予3个周期的atezo/bev进行诱导治疗，这一举措既充分发挥了系统治疗的缩瘤效应，又通过1个周期的atezo单药治疗，有效规避了贝伐珠单抗可能带来的手术出血风险。在对照组的设计上，通过持续atezo+bev治疗，避免了混杂因素的干扰。该研究成果为转化治疗策略的优化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

 

Peter R.Galle教授：筛选适合系统治疗联合手术的潜在患者，可依托外科试验获取肿瘤组织样本的独特优势——这些样本不仅能帮助我们定义最佳疗效人群，更能深入揭示肿瘤生物学特性。当前的关键在于明确疗效来源：是肿瘤自身的生物学特性、系统治疗的有效性，抑或是二者的协同作用？为此，建议重点利用外科手术中获取的组织样本，通过分析其分子特征与治疗反应痕迹，精准识别对联合治疗敏感的肿瘤类型，进而建立基于肿瘤内在特性与治疗协同效应的筛选标准。

 

刘连新教授：针对B组患者，若在初始两三个周期系统治疗后评估显示疗效良好，建议进一步探讨局部治疗（如TACE、放疗）的合理应用时机与后续手术转化可能性。临床实践中需重点关注此类患者在经过atezo+bev的系统治疗后，一年内仍有手术意愿或机会的比例，这涉及治疗耐受性、肿瘤生物学行为及患者个体化反应的差异。

 

元云飞教授：针对随机分组后病情稳定（SD）的患者群体中，肿瘤略有增大的这部分患者的疗效和肿瘤缩小的患者之间的差异，需通过亚组分析明确其临床意义。同时，对于技术上不可切除的患者，建议系统评估并量化其经治疗后转化为技术上可切除状态的实际比例，这一关键数据不仅能反映治疗方案的转化潜力，更为手术干预时机的选择提供重要依据。

 

Chi-Leung Chiang教授：针对随机分组后持续原方案治疗的患者，若出现显著治疗反应，建议研究方案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明确允许根据治疗反应及时调整治疗策略，包括转为手术干预的可能性——这一机制对于把握最佳手术时机、提升整体疗效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后续研究应重点开展两项关键分析：一是系统评估基线患者的可切除性分类，为精准化治疗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就当前试验方案而言，虽然暂未设置跨组手术的动态调整机制，但建议未来研究应积极探索这一方向——通过建立基于治疗反应的灵活分组调整策略，允许对治疗有效但初始分组受限的患者提供手术干预机会，这不仅符合个体化医疗理念，更有望进一步提升整体治疗效果和患者获益。

 

刘作金教授：作为外科医生，我认为这项研究带来了重要突破——数据显示，经过成功的转化治疗后实施手术干预，能够为患者带来更优甚至更显著的预后改善。这对我们外科医生而言是极具价值的积极信号，对此我深感振奋。

 

Peter R.Galle教授：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着重强调了在使用atezo/bev进行治疗时，动态评估手术可行性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仅仅采取被动等待手术机会的策略，而应积极主动地对手术可行性进行持续监测，并及时把握合适的手术时机。尽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提示部分患者在短期内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手术组患者有可能实现更优的预后。

 

Christoph Roderbur教授：基于当前数据，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临床指导价值的重要发现。研究结果明确提示：当我们采用atezo/bev联合方案治疗患者时，必须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持续监测手术可行性的变化。我必须强调，单纯以“先进行药物治疗，寄希望于未来可能获得手术机会”的被动策略是不可接受的。正如本研究所证实的，我们应该积极把握手术时机，将手术干预作为治疗计划中明确且必要的组成部分。

 

Richard S.Finn教授：在西方临床实践中，对于伴有VP3/VP4侵犯的肝硬化或门脉高压患者，外科医生通常会避免进行激进的切除手术。但本研究表明，对于特定患者（例如治疗后肿瘤出现退缩的患者），手术干预的价值需要重新进行评估。我定会将此研究核心信息带回，并在肿瘤多学科会诊（Tumor Board）及专业讲座中系统分享。这些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发现，应当通过学术交流渠道广泛传播。

 

Stephen L.Chan教授：本人虽未参与TALENTOP研究，但我认为它的意义重大——证实系统治疗有效后，可为合适患者提供手术等更积极选择（而非仅依赖持续治疗）。需注意的是，该项研究中3级手术并发症率仍达约22%，这提示在外科技术与经验较弱的其他中心，该比例可能更高，因此并发症问题是本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关注点。不过，这仍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

 

林锡铭教授：在本研究中，超过50%的患者伴有VP3/VP4门脉癌栓（这是临床处理中极具挑战性的高危特征）。在我们台湾医院的临床实践中，针对这类VP3/VP4门脉癌栓患者，通常会优先采用放疗来控制局部病灶。因此，我建议后续分析应重点细化肿瘤缓解深度与预后的关联：深入探究不同缓解程度与总生存期OS的具体关联；尤其对于VP3/VP4亚组患者，建议分析其缓解深度是否存在独特特征及其对OS获益的影响。此类细化分析能为临床提供关键依据，帮助医生根据肿瘤缓解的具体程度制定个体化治疗决策，尤其对伴有高危门脉癌栓的肝癌患者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高嘉宏教授：该研究在设计上展现出对关键环节的合理把控，整体设计框架具备较强的临床实践指导价值。建议可切除性判定通过MDT多学科专家集体决策来替代单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以此减少个体差异带来的偏差；同时在后续研究设计中优化患者筛选策略，通过明确标准、统一判断等方式提升随机分组患者的代表性，从而确保研究结论更可靠且更具普适性。

 

刘瑞宝教授：结合本中心开展的TALENTACE研究（对比atezo/bev联合TACE与单纯TACE治疗不可切除肝癌患者）及TALENTOP研究成果，现有数据已证实对于不可切除肝癌患者，atezo/bev联合TACE在无进展生存期（PFS）和客观缓解率（ORR）方面显著优于单纯TACE治疗。基于此，建议进一步探索以下治疗策略的可行性与临床价值：对于初始评估不适合手术切除的患者，可优先采用atezo/bev联合TACE进行系统治疗，通过药物干预促使肿瘤缩小、降期，待肿瘤获得显著反应并体积缩减后，再评估实施根治性手术的可能性。这一阶梯式治疗模式，有望通过肿瘤学效应改善手术可行性，为部分初始不可切除患者创造更多的手术机会，从而提升整体治疗效果。

 

Peter R.Galle教授：TALENTOP是一项关键研究。从21世纪初肝癌治疗手段匮乏，到索拉非尼开启新篇章，如今术前治疗通过缩瘤降期追求治愈充满希望，但精准筛选获益患者仍极具挑战。当前需清醒认识手术潜在风险，制定方案时须谨慎，但对合适患者而言手术仍是重要选择——该策略不仅限于单纯手术，还可能包含系统联合局部治疗后再手术的综合模式。现有治疗选择因人而异，需通过MDT深入讨论。这一复杂决策过程短期内将持续，需在MDT框架下充分交流以制定个体化方案。

 

Stephen L.Chan教授：晚期肝癌的临床治疗决策必须依靠MDT模式，既用于制定一线方案，也需根据治疗反应动态调整策略。精准选择个体化方案是全球MDT团队的关键课题。这里特别指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研究团队展现出惊人速度与规模——当国际同行仍在探讨辅助治疗方案时，中国已快速产出系列高质量数据，且另有三四个同类试验正推进。这种高效转化能力与执行力堪称全球标杆。我们期待中国研究数据早日发布，也欢迎国际研究者们的积极参与。肝癌突破需全球智慧共享，相信我们通过MDT国际合作优化诊疗策略，能够为患者创造更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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